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，晚年贪财好利，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，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，因而在官场获得了“取之有道”的“美誉“。
1889年，李鸿章的亲哥哥李瀚章走马上任两广总督。
68岁的他坐镇广州，手握两省军政大权，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理地方，而是琢磨怎么搞钱。
晚清淮系集团里有四大著名贪官，官场编了个顺口溜：涂宗瀛偷窃，刘秉璋抢掠，潘鼎新骗诈，惟李瀚章取之有道。
同样是伸手要钱，前三位吃相难看，被人瞧不起。
唯独李瀚章，居然混了个"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"的美名。
贪官贪到让人竖大拇指，这事儿挺值得细说。
李瀚章比李鸿章大两岁，1821年生于合肥。
早年跟着曾国藩搞湘军后勤，管粮饷运输，兢兢业业干了十几年，从一个知县一路升到总督。
战争年代军队穷得叮当响，他没好意思往自己兜里揣。
等到太平天国平了，天下太平了，他先后去了四川和湖广当总督。
两个地方都是富庶之区，四川天府之国，湖广鱼米之乡。
这时候他心态变了——憋了十几年，再不拿点，对不起自己。
可问题是，憋太久猛一放开，下手就没了轻重。
在四川那会儿，他搞钱的手段被人形容为"如盗贼然"——跟强盗似的，逮谁薅谁。
吃相太难看，名声搞得一塌糊涂。
但这人有个优点：能从失败中学习。
调任两广总督后，李瀚章像换了个人，彻底摒弃了土匪式搞法，走上了精细化路线。
他发明了一套规矩——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。
你给我送礼，我就得帮你赚回来，而且赚的比送的多。
这套逻辑听着荒唐，但在晚清官场简直是商业模式创新。
最经典的案例是"厨子变将军"事件。
有个姓杨的，原本是李鸿章家的厨子。
太平天国年间，这哥们儿跟着李鸿章的淮军混，积了不少军功，保举到了提督衔。
但提督是虚衔，手里没实际职位，光有个名头不顶饭吃。
听说李家大老爷在广州能安排补缺，杨某赶紧凑了一万两银子，借着李瀚章过生日送了过去。
李瀚章收了钱，二话没说，给他补了个钦防统领。
杨某高高兴兴到任一看——傻眼了。
这破职位月薪才三百两，而且衙门清水一般，毫无油水。
一万两的投资，靠月薪收回，至少得三年往上。
这回报率也太低了吧？
杨某跑回总督府哭诉，李瀚章听完骂了一句"蠢材"，就不理他了。
但李瀚章没让他白来。
他让门丁把杨某叫到一边，面授机宜。
门丁说：大老爷让你当统领，可没说让你靠死工资过日子。你手下那么多管带的位子，想当管带的人海了去了，你那榆木脑袋就不能开开窍？
杨某一听，醍醐灌顶。
回去立刻把手下所有管带全部开革，空出来的位子明码标价，价高者得。
没几天工夫，不但一万两本钱收回来了，还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你看，这就是李瀚章的生意经。
他收了杨某一万两，但他不是白拿，他给了杨某一个能生钱的位子。
杨某花一万两，赚回来好几万两。
送钱的人不亏，收钱的人也赚了，皆大欢喜。
至于谁亏了？当然是那些被明码标价卖掉的管带位子下面的兵丁和百姓。
但这些人在晚清的权力食物链里，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
李瀚章深谙一个道理：贪官要想长久，不能竭泽而渔，得让利益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甜头。
他卖官，但保证买家能回本。
他收礼，但绝不让送礼的人觉得亏。
这套玩法在官场里口口相传，越传越神，从"贪官"生生传成了"有道之人"。
这比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蠢贪，段位不知高到哪里去了。
不过，天道好轮回。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，广东要筹军饷。
李瀚章想出一个昏招——恢复一种叫"闱姓"的赌博税。
就是让老百姓赌科举考试谁能中榜，赌场抽成四成归军饷。
这事被之前的巡抚马丕瑶明令禁止过。
李瀚章这一搞，舆论哗然。
前方将士在流血，你后方搞赌博抽头？
骂声排山倒海。
李瀚章顶不住，1895年以病请辞，灰溜溜回了老家。
四年后病死。
朝廷给了个谥号"勤恪"——意思是勤劳而恭敬。
这俩字，怎么看怎么讽刺。
他确实勤——勤于敛财。他确实恪——恪守让每个行贿者不吃亏的"商业底线"。
晚清官场烂到什么程度？烂到一个贪官只要不让行贿者亏本，就能被称为"取之有道"。
这不是李瀚章一个人的笑话，这是一整个帝国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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